入木三分
晉代王羲之，字逸少，是世上難得的才子。七歲就擅長書法，十二歲時在父”晉帝當時要到北郊去祭祀，讓王羲之把祝詞寫在一塊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層又一層，發現王羲之的書法墨跡一直印到木板裏面去了。他削進三分深度，才見底，木工驚歎王羲之的筆力雄勁，書法技藝爐火純青，筆鋒力度竟能入木三分。
袒腹東牀
16歲時，王羲之被郗鑑選為東牀快婿。郗鑑有個女兒，年長二八，貌有貌相，尚未婚配，郗鑑愛女故要為女擇婿，與丞相王導與情誼深厚，又同朝為官，聽説其家子弟甚多，個個都才貌俱佳。一天早朝後，郗鑑就把自己擇婿的想法告訴了王丞相。王丞相郗鑑就命心腹管家，帶上重禮到了王丞相家。王府子弟聽説郗太尉派人覓婿，都仔細打扮一番出來相見。尋來覓去，一數少了一人。王府管家便領着郗府管家來到東跨院的書房裏，就見靠東牆的牀上一個袒腹仰卧的青年人，對太尉覓婿一事，無動於衷。郗府管家回到府中，對郗太尉説：“王府的年輕公子二十餘人，聽説郗府覓婿，都爭先恐後，唯有東牀上有位公子，袒腹躺着若無其事。”郗鑑説：“我要選的就是這樣的人，走，快領我去看。”郗鑑來到王府，見此人既豁達又文雅，才貌雙全，當場下了聘禮，擇為快婿。“東牀快婿”一説就是這樣來的。
相聚蘭亭
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農曆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謝安、孫綽等41人在紹興蘭亭修褉（一種祓除疾病和不祥的活動）時，眾人飲酒賦詩，匯詩成集，羲之即興揮毫為此詩集作序，這便是有名的《蘭亭序》。此帖為草稿，28行，324字。記述了當時文人雅集的情景。作者因當時天時地利人效果發揮極致，據説後來再寫已不能逮。其中有二十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第一行書”。
稱病棄官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三月王羲之稱病棄官。“攜子操之由無錫徙居金庭。建書樓，植桑果，教子弟，賦詩文，作書畫，以放鵝弋釣為娛。”他和許詢、支遁等人，開始遍遊剡地山水。 定居金庭後，書法興起。其後裔多擅書畫，作品掛滿廳堂、書房，人稱“華院畫堂”。後人定村名為“華堂”，沿稱至今。
會稽安逝
東晉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卒於會稽金庭（今浙江紹興），葬於金庭瀑布山（又稱紫藤山），其五世孫衡舍宅為金庭觀，遺址猶存。樑大同年間（535－546年），嗣孫建豆腐幹豆腐右軍祠於墓前。 王羲之的家族是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大士族。無論是王羲之的祖上，還是其子孫、親戚朋友，都是虔誠的道教信仰者。同時，王氏家族還是名門望族，素來重視對家族成員文化素養的培植。王羲之置身其中，耳濡目染，自然不外其例他的祖父王正為尚書郎。他的父親王曠為淮南太守，曾倡議晉室渡江，於江左稱制，建立東晉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導更是名聞於世，是東晉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東晉的軍事統帥。琅琊王氏在東晉可謂權傾一時，熾盛隆貴。晉室南渡北民南遷，在江南大融合。山東琅琊國王氏望族，經王覽（206年-278年）、王正到王曠（約274年-328年）時，兩晉（266年-316年），發生“八王之亂”（290年-306年），歷16年，死30萬人。王曠善於審時度勢，效法先祖王覽，於東漢末年避亂南居30年。在五胡侵魯，琅琊危急，299年開始，兩晉大分裂，北方大混戰。
王羲之後因與驃騎將軍王述不和，稱病辭官，遷來金庭，晚年即在金庭養老，直至去世，也安葬在此。現有王氏後嗣於清代所建之家廟——金庭觀，觀右有一座古樸的石坊，橫額上鐫“王右軍墓道”六字。穿石坊上行山谷，是一條依稀可辨的鵝卵石鋪成的古墓道。盡頭處便是王羲之墓。
王羲之墓本身並不大，墓的制式與謝安墓相仿，也是青石條圍沿一土堆，類似杭州岳飛墓。墓前有大碑，鐫刻《蘭亭序》全文，碑體有些風化斑駁，許多地方字跡洇漫，只能依稀辨識。倒是相關的墓園規模相當大，大得叫人驚訝。
王羲之的書法影響到他的後代子孫。其子獻之，善草書；凝之，工草隸；徽之，善正草書；操之，善正行書；煥之，善行草書；獻之，則稱“小聖”。黃伯思《東觀徐論》雲：“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與子敬書俱傳，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煥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其後子孫綿延，王氏一門書法傳遞不息。武則天嘗求王羲之書，王羲之的九世重孫王方慶將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書跡十卷進呈，編為《萬歲通天帖》。南朝齊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門之後，有法書錄入。釋智永為羲之七世孫，妙傳家法，為隋唐書學名家。後戰亂中，其後世走亂，家譜遺失，後世分佈在瀋陽，海倫等地。現知其後世有王慶凱、王瀟丹等人。
王羲之書法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書苑。王羲之書聖地位的確立，有其演變過程。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説：“洎乎漢、魏，鍾（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右軍書名蓋世於當時，而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推王獻之。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窮微入聖，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改變這種狀況的是由於梁武帝蕭衍推崇王羲之。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雲：“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
歷史上第一次學王羲之高潮在南朝梁，第二次則在唐。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通過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宋、元、明、清諸朝學書人，無不尊晉宗“二王”。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書聖”、“墨皇”雖有“聖化”之嫌，但世代名家、鉅子，通過比較、揣摩，無不心悦誠服，推崇備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