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覯（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今江西撫州資溪縣高阜鎮)人，住縣城北街瑾睦坊。北宋儒家學者，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李覯一生以教學為主，40歲那年由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後為直講，所以後人稱他為“李直講”，李覯家於盱江邊，創辦了盱江書院，故又稱“李盱江”，學者稱盱江先生。
李覯家世寒微，自稱"南城小民"。自幼聰穎好學。5歲知聲律、習字書，10歲通詩文，20歲以後文章漸享盛名，但科舉一再受挫，仕途渺茫。從此退居家中，奉養老母，潛心著述。於慶曆三年（1043）創辦“盱江書院”。同年受郡守之請主學事，課業授徒，慕名求學者常有數百人。“為盱江一時儒宗”，人稱“盱江先生”。曾鞏和任過御史要職的鄧潤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與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書》一文中就提到過自己曾採納過李覯的意見，而鄧潤甫更是積極參與了王安石變法。范仲淹於皇祐元年（1049）上書，稱李覯“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後經范仲淹、餘靖等人多次舉薦，乃授為太學助教，歷任太學説書、海門（今江蘇海門）主簿、太學直講等職。嘉祐四年（1059）權同管勾太學，以遷葬祖母，請假回鄉，八月病逝於家，享年51歲，葬於鳳凰山麓。
李覯不僅是一位思想家，還是一位著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編《退居類稿》12卷，《皇祐續稿》8卷。其門生鄧潤甫為其輯有《後集》6卷。現存有《直講李先生文集》（又稱《盱江先生全集》）37卷。1981年，中華書局整理、校點出版了《李覯集》，全集共37萬字。
後世人對李覯益加仰重。宋高宗紹興年間，南城建十賢樓、四賢堂，李覯與陳彭年等共祀，並於郡學大成殿繪李覯像以風后學。理宗寶祐二年(1254年)，立興文堂以祀之。明成化元年(1465年)，建昌新建李泰伯祠堂；成化八年，特旨準左贊狀重修李覯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覯的哲學思想被列為重要研究項目。
李覯曾在麻姑山讀書林講學，對家鄉麻姑山的讚美詩文頗多，他在《麻姑賦》中寫道：“慨麻姑之去遠，緬王蔡其猶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驗福唐遺簡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壇，風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風搖樓角之鈴。”
李覯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師，宋紹興年間，南城建十賢樓、四賢堂，李覯與陳彭年等共祀。歷代郡學大成殿都繪有李覯畫像，以其為風範，激勵後人。南城、黎川、資溪均有李泰伯祠堂。現存資溪嵩市鎮三口村的李氏家廟乃清代李氏後裔所建，懸有“理學開宗”的巨幅匾額。
天潢世胄的家世
李覯本姓相傳姓潘，李姓是因他先祖南唐烈祖李昪為了統治的目的亂認祖宗造成的。説起他先祖李昪那可是一位在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那戰亂紛飛的時代，李昪是一個孤兒，出身低微，因聰明伶俐又作戰勇敢而被當時一位叫徐温的大將收養為乾兒子，於是他將本姓名潘知浩改姓徐知浩。徐知浩有勇有謀，在近二十年的精心經營中擊敗諸多對手，逐步建立自己強大勢力，並從楊氏吳國篡得帝位。初期改國號齊，後改為國號唐（又稱南唐），並亂認唐玄宗為他的先祖，又改姓李名昪。從此他將徐知浩又改姓名為李昪。這位被後人稱為南唐烈祖的李昪把南唐經營得很是有聲有色，他採取輕徭役、勸農桑、興科舉、建書院等策略，促使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當時的南唐比起中原各國可以説是“世外桃源”。李昪有一位庶出的兒子叫李景芳的人。李景芳時封金吾衞國上將軍，生有三子，老大官封五中丞、老二封為六府君，老三封七大夫，這三位兒子都居住在撫臨上慕鎮（今天的金溪秀谷鎮）。這三位據李氏宗譜記載，他們自認為“吾固南唐之裔，皆為帝王之後，竟無尺土之封”，心中憤憤不平，並同當時三齊王有隙。於是，他們與外甥彭氏一同密謀發動兵變，臨兵變時彭姓外甥臨陣倒戈，引兵反攻，於是這場內訌胎死腹中。七大夫臨行刑前發誓説：“吾子孫與彭氏婚者，吾不佑也”。六府君名昉“初無戰志”，又看見形勢不妙，就攜妻帶子匆匆忙忙連夜從上慕鎮逃至當時南城縣六十三都長山隱居。這就是李覯先祖家世歷史的大略。所以北宋李覯文壇好友歐陽修稱他為“天潢世胄”，應該不錯。
自幼聰穎
李覯自幼聰明好學六七歲始“習字書”，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十四歲父親去世，母親“墾閲農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誌》），得免凍餒之苦。服喪三年，十七歲始出外遊學。二十歲以後，文章漸享盛名。
科舉受挫
李覯也象其他讀書人一樣，想通過科舉，登上仕途，幹一番事業。但是，他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卻一再受挫，未能如願，自歎“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景佑年間，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尋求仕進之途，毫無結果而歸。次年，參加鄉舉，又名落孫山。慶曆元年（1041），應茂才異等科，有旨召試。李覯入京，又未中選，在京城“憂愁經歲”，抑鬱不鄉。遭受這幾次打擊之後，遂無意仕進，隱居著述。南城立學，被聘為郡學之師。創立盱江書院，教授自資。
創建書院
李覯屢試科舉不第，以教學為生，創建"盱江書院"，從學者常有數百人。後經范仲淹推薦，任太學助教、直講，卒年五十歲。北宋時期的江西學風重經世致用，這一學風，由歐陽修倡之於前，王安石得君行道於後，而李覯則是處於其間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
重經世致用
他的許多思想給予范仲淹"慶曆新政"理論上的支持，又是後來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淵源。由於重經世實用，在經學卜李覯頗重《禮》學，《周禮致太子論》五卜-篇是其"通經致用"的理淪代表作，王安石後來作《周禮新義》不無影響。由於重實用，所以李覯反對孟子，著有《常語》以駁孟子思想，反對所謂的"重義輕利"，認為"焉仁義而不利者乎?"(《李覯集·原文》)成為宋學中"非孟"思潮的驅者。學術上以儒學為宗，反對佛、道二教，是慶曆之際排佛、道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李覯著作有《盱江文集》，今有校勘標點本《李覯集》，其中《禮論》、《周禮致太平論》和《慶曆民言》等是其思想和學術的代表作。
不拘舊禮
李覯博學通識，尤長於禮。他不拘泥於漢、唐諸儒的舊説，敢於抒發己見，推理經義，成為“一時儒宗”，四方學子前來就學者常數十百人，曾鞏、鄧潤甫等都是他的學生。後得范仲淹、餘靖等推薦，皇祐二年（1050），旨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嘉祐二年（1057），用國子監奏，召為太學説書如故。嘉祐四年，令其權同管勾太學。因遷葬祖母，請假還鄉。八月卒於家。
思想
李覯是北宋一位重要的思想家。他著書立説，大膽創新，在哲學上持“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承認主觀來自觀，因此，成為宋代哲學學派的先導，在我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李覯還具有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卓有膽識地提出功利主義的理論，反對道學家們不許談“利”言“欲”的虛偽道德觀念。他從實際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他認為“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第一）。治理國家的基礎，是經濟，是物質財富。所以，他反對把實際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即“利”和“義”對立起來。李覯認識到，物質財富多寡不均的癥結所在，是土地佔有的不合理。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他專門寫了一篇《平土書》，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張，引經據典，煞費苦心地為統治者提供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借鑑。為了拯救北宋積弱的局面，緩和社會矛盾，他提出富國、強兵、安民的主張，寫了《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闡述自己的見解。李覯哲學上的觀點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為稍後於他的王安石實行變法進行了哲學理論上的準備。由此看來，他的弟子鄧潤甫等人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文學著作
李覯不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張文以經世、致用為貴，所以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充實。即使是解經之作，也常常以古説今，有着濃厚的政治色彩。《潛書》十五篇，即是出於“憤吊世故，警憲邦國”（《潛書序》），“以康國濟民為意”（《上孫寺丞書》），纂寫而成。《慶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藥石，字字規戒”的為民請命之作，人稱“紅國之書”。這些政論文章，大膽地指責時弊，闡發己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李覯的其他散文，如書信、志銘、碑、記等，也都寫得通達有識，邏輯性強，為人們所稱道。在這些文章的字裏行間，他的用世思想時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學記》，起語不落俗套，立論警切，結構嚴謹，文筆穩健，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稱他“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范仲淹薦李覯疏》）。“在北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間，別成一家”（《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重兵思想
李覯深知軍隊、戰爭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故對軍隊的建設十分重視，並有具體而精闢的見解，於中可見其救世之意。我們知道，戰爭是由來已久之事，亦是一個國家、民族的大事。所以它引起中外歷代的哲學家、思想家、軍事家的高度重視，因而從古及今都在人們心目中佔有重要位置。如古希臘哲寧家赫拉克利特就認為：“戰爭是普遍的。”②“戰爭是萬物之父，也是萬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為神，使一些人成為人，使一些人成為奴隸，使一些人成自由人。”①戰爭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是神聖的，它可以決定人和宇宙萬物的一切。所以他又説：“戰死的靈魂比染疫而亡的靈魂純潔。”②因此“神和人都崇敬戰爭中陣亡的人。”戰爭中陣亡的人，是“更偉大的死”，應當“獲得更偉大的獎賞”。③就是説把戰爭視為頭等大事。在中國古代先皙中，把“兵”（或戰爭）視為國之大事，尤為普遍、突出。在中國古代的典籍中，有關兵戎、戰爭在人們社會生活中所佔重要地位的論述，真可謂史不絕書，屢屢可見。
用兵策略
李覯力主重兵、強兵、武備，但並非主張窮兵黷武、擴張軍備、耗盡民財，而是提倡建立仁義之師，用兵旨在安良禁暴，進而提出“本末相權”的治軍用兵策略。我們知道，戰爭是敵我交戰雙方的活力、實力對抗、較量，是智力、勇力競賽、鬥爭。由於戰爭所獨具的特殊性，所以交戰雙方常常以詐用兵，製造假象，欺騙敵人，誘敵上當，詭詐取勝。中國曆代的典籍，兵書戰策，都對“兵以詐立”，“兵不厭詐”，“兵者詭道”的用兵之策，作了論述。對於“兵者詭道”的論述，以《孫子》為最詳、最精、最確，被歷代兵家奉為取勝之要道，用兵之要謀，制敵之良策。
強兵之策
李覯認為，一個國家要想鞏固疆士，保護國民，康阜百姓，就必須具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他由其“本末相權，，的思想出發，提出了“明本治軍”，“富國強兵，，之策。李覯指出，軍隊建設是“國之大事”，這是人入共知之事。然而人們並不一定真正瞭解、認識兵的實質、職能、作用。所以李覯説：“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見其末者曰：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①李覯在對上述兩種思想主張作了分析之後，肯定見其末者不可取，明其本者亦有所失，故應當本末兼顧，以本為先，先修其本。後行其末，不可遺末。李覯的“強兵之策”，“用兵之法”是“必修諸內而後行諸外。”②具體辦法則是“屯田之法”、“鄉軍之法”，即“兵農合一”之策。
建軍思想
在李覯的軍事思想體系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重視富國強兵、民心向背、武器裝備的同時，尤其重視軍隊自身的建設，而軍隊建設中的人與物相比較，他更重視人的作用，故他反覆強調精兵擇將的津軍思想，且語洋論精，頗具光彩。李覯認為，要使國強。兵興，就必須選擇良將，挑選精兵，這是國之所以為國，兵之所以為兵的關鍵。他説：國之所以為國，能擇將也；將之所以為將，能養士也。人莫不愛身，而以身當矢石；莫不愛死，而以死衞社稷者，厚無所往也。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懼死”。為國要在擇將，為將要在愛兵。人沒有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如果良將愛士卒，就可以做到以身體當矢石；人莫有不考慮自己的生死，如果良將愛士卒，就可以做到以死來保衞國家，將領愛十養卒，愛兵如子，視兵如嬰，就可以使將、兵共奔於疆場，為保衞國家而置生死於度外。只有認真選擇良將、精兵，做到將賢、兵勇，方可以在戰爭中，以一當十，戰無不勝，這才是強國、強兵。因此，將在賢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