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學語義層面的意思是從語義層面，對其進行文體學分析。文體學，一譯風格學，現大都譯為文體學。它是一門研究文本體裁的特徵、本質及其規律，介於語言學、文藝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之間，方興未艾的綜合性邊緣學科。它正處於發展、完善的階段。但學術界對文體學的定義及其內涵的理解還從説不一，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文體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文體學是文藝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文體學具有自己的獨立性，絕非是哪門學科的附屬，其研究範圍極其廣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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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層面是什麼意思
語義學（Semantics）,也作“語意學”,是一個涉及到語言學、邏輯學、計算機科學、自然語言處理、認知科學、心理學等諸多領域的一個術語.雖然各個學科之間對語義學的研究有一定的共同性,但是具體的研究方法和內容大相徑庭.語義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語言的意義,這裏的自然語言可以是詞彙,句子,篇章等等不同級別的語言單位.但是各個領域裏對語言的意義的研究目的不同： 語言學的語義學研究目的在於找出語義表達的規律性、內在解釋、不同語言在語義表達方面的個性以及共性； 邏輯學的語義學是對一個邏輯系統的解釋,着眼點在於真值條件,不直接涉及自然語言； 計算機科學相關的語義學研究在於機器對自然語言的理解； 認知科學對語義學的研究在於人腦對語言單位的意義的存儲及理解的模式.
文體學中的語義，詞彙，語法層面分別怎麼分析
近年來，國內外有些語言學家在語法研究中注意到區別三個不同的平面，即句法平面、語義平面和語用平面，這是語法研究方法上的新進展，有助於語法學科的精密化、系統化和實用化。但這樣研究語法還僅僅是開始。如何在語法分析中，特別是在漢語的語法分析中全面地、系統地把句法分析、語義分析和語用分析既界限分明地區別開來，又互相兼顧地結合起來，這是擺在語法研究工作者面前的新課題，是值得進行深入探索的。
要注意三個平面的互相制約、互相影響。
現代漢語中的語法分析的三個層面是怎麼回事？
現代漢語中的語法分析的三個層面是指從句法、語義、語用三個角度立體地考察漢語語法。
1、句法分析平面：
句法分析平面包括句法結構、句法成分、句型、句法功能、句法中心、句法意義等方面的內容。
2、語義分析
語法研究的語義平面，是指對句子進行語義分析。包括語義結構、語義成分、語義功能、語義中心、語義指向、語義特徵等方面的內容。
3、語用分析
語用分析是指話題、述題、表達焦點、句類、語境、省略、倒裝、語氣、語調等分析。
擴展資料：
現代漢語中的語法分析的三個層面理論的具體實踐方式：
1、從兩個平面即句法和語義、句法和語用或語義和語用進行雙向研究。
2、運用三個層面理論對詞類和動詞、短語和詞語組合、析句和句子的合格度、句子類型作專題性研究，而後又進一步以該理論為指導，對漢語的句子類型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3、從三個層面中的某個層面進行單側面或單角度研究。
什麼是語義層技術?
“語義層”技術通過對數據庫裏的有關數據項定義，把數據庫中的數據定義成有明確的業務含義的名稱，業務人員所面對的不再是數據庫中的表、字段和它們之間複雜的關聯、計算關係，而是所熟悉的業務術語和指標名稱。
語義層的作用：
語義層像一個隔離器，它使得技術層面的動盪和管理層面的動盪被分割在兩端，分析方案不斷調整和優化，是動盪的；數據源的不斷加入和數據口徑的不斷變化，也是動盪的。
如果每一次動盪都是上下聯動的，共振很強，所以語義層能把動盪鎖定在兩端，有效地避免共振，減少實施交付以及客户應用中的一些風險。
誰能告訴我“語義”與“語意”的區別，具體該怎麼在句子中運用，表達怎樣的意思？
語義
數據的含義就是語義。簡單的説，數據就是符號。數據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只有被賦予含義的數據才能夠被使用，這時候數據就轉化為了信息，而數據的含義就是語義。
語義可以簡單地看作是數據所對應的現實世界中的事物所代表的概念的含義，以及這些含義之間的關係，是數據在某個領域上的解釋和邏輯表示。
語義具有領域性特徵，不屬於任何論域的語義是不存在的。而語義異構則是指對同一事物在解釋上所存在差異，也就體現為同一事物在不同論域中理解的不同。對於計算機科學來説，語義一般是指用户對於那些用來描述現實世界的計算機表示（即符號）的解釋，也就是用户用來聯繫計算機表示和現實世界的途徑。
語義是對數據符號的解釋，而語法則是對於這些符號之間的組織規則和結構關係的定義。對於信息集成領域來説，數據往往是通過模式（對於模式不存在或者隱含的非結構化和半結構化數據，往往需要在集成前定義出它們的模式）來組織的，數據的訪問也是通過作用於模式來獲得的，這時語義就是指模式元素（例如類、屬性、約束等等）的含義，而語法則是模式元素的結構。
由於信息概念具有很強的主觀特徵，目前還沒有一個統一和明確的解釋。我們可以將信息簡單的定義為被賦予了含義的數據，如果該含義（語義）能夠被計算機所 “理解”（指能夠通過形式化系統解釋、推理並判斷），那麼該信息就是能夠被計算機所處理的信息。關於知識的概念目前沒有明確的定義，一般來説，知識為人類提供了一種能夠理解的模式用來判斷事物到底表示什麼或者事情將會如何發展。從知識的陳述特性上來看，知識即指用來描述信息的概念、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及概念在陳述具體事實時所必須遵守的條件。從這一點看，對於信息的語義以及信息語義之間的關聯關係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種知識的表達，因此在許多研究中，往往將語義的描述等同於知識的描述。
語意 yǔyì
[meaning] 話語所包含的意義及情味
參考資料：http://ke.baidu.com/
什麼是詞彙層面,語篇水平,句法層面，詞法層
人們可以按交際需要表達目的自由組織句子同一個語義可以用不同的句式表述
有誰能夠清晰地告訴我，現代漢語中，句法、語義、語用的意思。他們有什麼不同。
句法指句子的結構方式，語法學中研究“詞組和句子的組織”的部分稱為句法。
語義學：語言學中研究“詞語的意義及其演變”的一個部門。
語用：語言學、哲學和心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研究脈絡如何影響人運用和理解語言。語用學分析研究影響語言行為（如招呼、回答、應酬、勸説）的標準和支配輪流發言的規則。語用學還研究語言用於成事的方式。例如，「我允諾」用於特定語境中就是允諾。
都是語言學的一部分，但各不相同吧，我覺得還是很好區分的。
在文體學批評實踐的語音分析層面,應當注意什麼
音韻與情感或語義之間的內在聯繫。在文體學批評的語音分析層面，語音的選擇與文學文體所獲得的特定含義或氛圍之間往往有着內在的統一性，應當特別注意作為形式因素的音韻與文學文體所表達的情感或語義之間的內在聯繫。
英語文體學的學科歷史
在60和70年代，西方科學主要思潮盛行，語言學和結主義蓬勃發展，帶動了文體學的發展。現代文體學的興盛，表現在流派紛呈，如：“形式文體學”、“功能文體學”、“話語文體學”、“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文學文體學”、“語言學文體學”。這六種流派的區分是建立在兩種不同的標準之上的。“形式文體學”、“功能文體學”、“話語文體學”的區分，依據的是文體學家所採用的語言學模式。文體學是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方法來研究文體的學科，在某種意義上，它與語言學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極為密切的寄生關係，新的語言學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往往會催生新的文學體派。“形式文體學”是指採用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布龍菲爾德描寫語言學、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等形式主義語言學理論來進行分析的文學學派；“功能文體學”指採用系統功能語法進行分析的文體學派；而“話語文體學”是採用話語分析模式以及語用學和語篇語言學來進行分析的文體學派。與此相對應的是，“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文學文體學”、“語言學文體學”等文體學派的區分主要以研究目的為依據。卡特和辛普森指出，語言學文體學是“通過對文體和語言的研究，來改進分析語言的模式，從而對語言學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文學文體學則“旨在為更好地理解、欣賞和闡釋以作者為中心的文學作品提供根據”；而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特指以揭示語篇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為目的的文體研究派別（Carter and Simpson, 1989:1-17）。在60和70年代，文學文體學達到鼎盛時期，很多的語言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轉向文學文體學（參見Chatman,1971）。“ 文學文體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首先，它可泛指以闡釋文學文本的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為終極目的的文體學派。不少聲稱進行“文學文體”研究的語言學家將文學文本純粹視為語言學分析的一種材料或者檢驗語言學理論可行性的實驗場所（這在60年代以前十分常見）。他們以發展語言學理論為目的，在研究時將注意力集中於闡述和改進相關語言學模式，僅注重語言學描述本身的精確性和系統性，而不考慮作品的思想內容和美學效果（即時有也只是一筆帶過），這是“語言學文體學”的典型特徵。但其他很多從事文學文體研究的人則是將文體學作為連接語言學和文學批評的橋樑，探討作品如何通過對語言的特定選擇來產生和加強主題語言和藝術效果，這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文體學”。在60年代末以前，無論是“文學文體學”還是“語言學文體學”採用的都是形式語言學理論，故被依據語言學流派來劃分文體學流派的批評家視為“形式文體學”。
文學文體學的興起之日正是新批評的衰落之時。與新批評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文學文體學之所以能在前者衰落之時興盛起來，也許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文學文體學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武裝了自己。其二，有些文學文體學家採用了比新批評更靈活的立場。他們雖然反對將作品視為社會文獻和歷史文獻，但並不屏棄對作品背景的瞭解。利奇曾明確提出：“如果要對每一個實例進行透徹的、卓有成效的分析，就必須瞭解每首詩的背景，包括作者的生平、文化背景、社會背景等等。”(Leech, 1969:vii) 與新批評相比，文學文體學雖然注重文本，但一般不排斥作者，有的還能從讀者的角度考慮問題。此外文學文體學作為對傳統印象直覺式批評的修正和補充，填補了新批評衰落後留下的空間，在語言文學教學中起了較大作用。
文學文體學是連接語言學和文學批評的橋樑，它集中探討作者如何通過對語言的選擇來表達和加強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一派別看來不過是幫助進行分析的工具。他們不限於採用某種特定的語言學模式，而是根據分析的實際需要，選用一種或數種適用的語言學模式（參見 Leech, 1969, Widdowson, 1975, Turner, 1973; Leech and Short, 1981）由於他們的目的在於幫助進行文學批評而非有助於發展語言學理論，僅關注與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密切關係的語言特徵，因此在語言描寫的系統性方面往往較為薄弱，不少語言學家或者語言學家出身的文體學家認為這樣的文體分析不純正，在他們看來，文體學應當幫助發展語言學為目的。不難看出，文學文體學較易為傳統批評家接受。大多數的文學文體學家都將作品闡釋與語言描寫有機地結合起來。他們往往反覆閲讀作品，以找出與主題意義和美學效果相關的語言特徵，然後運用適當的語言學工具對有關的語言結構進行分析和描寫，闡明他們的文學意義。在這樣的文體研究中，描寫過程與闡釋過程密不可分；被描寫的是經過閲讀闡釋發現與文學意義相關的語言現象，而語言分析過程又常能加強或修正闡釋結果。
70年代初以來，功能文體學蓬勃發展。“功能文體學”為“系統功能文體學”的簡稱，它特指以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為基礎的文體學派。韓禮德是功能文體學的創始人之一。1969年他在意大利召開的文體學研討會上宣讀了一篇頗具影響的論文“語言功能與文學文體”（韓禮德，1971）。該文提出了“語言的功能理論”是進行文體研究的較好工具。所謂的“語言功能理論”是指“從語言在我們生活中起某種作用，服務於幾種普遍的需要這一角度出發來解釋語言結構和語言現象”。韓禮德區分了語言具有三種“純理功能”或“元功能”：即表達説話者經驗的“概念功能”；表達説話者態度、評價以及交際角色之間的關係等因素的“人際功能”和組織語篇的“語篇功能”。這三種純理功能相互關聯，是構成語義層或者“意義潛勢”的三大部分。韓禮德運用屬於概念功能範疇的及物性系統對威廉戈爾丁的小説《繼承者》的文體進行了詳細分析（詳見申丹，1997；張德祿，1999）。
韓禮德的這篇論文可謂是系統功能文體學的經典之作。它有兩個特點。一是其語言功能理論打破了傳統上文體與內容的界限。任何語言結構都有其特定的語言功能。韓禮德明確指出，“文體存在於任何領域之中”。他所區分的用於表達經驗的概念功能屬於文學文體學不予關注的“內容”這一範疇。將文體研究擴展到這一領域有利於揭示人物生存活動的性質和觀察世界的特定方式。另一特點即其分析的系統性。韓禮德對《繼承者》中及物性過程類型合數量、參加者的類型和數量以及環境成分的類型和數量都進行了具體分析和精確統計，並通過圖表的形式將分析統計結果予以系統的圖示，讓人一目瞭然。這種分析的系統性是以其語言學模式的系統性為基礎的。
在韓禮德之後，有不少功能文體學家採用及物性模式對文體的語義層面進行了系統的分析。至於人際功能方面，功能文體學家一般從分析語氣、情態、人稱、表達態度的形容詞和副詞等入手探討文本中反映出來的信息的發送者和接受者之間的關係（小説作者/敍述者、人物、讀者之間關係），以及他們對於經驗內容的立場態度和價值判斷。值得一提的是，倘若功能文體學研究的是戲劇或者廣播訪談等實際對話中的人際功能，這些研究也很有可能由於其分析對象而被歸入話語文體學的範疇。至於語篇功能、功能文體學家着重探討文本中的主位結構、信息結構、句子之間的銜接與文本的主題意義之間的關係等。
早期的功能文體學家一般聚焦於某一特定的功能範疇；如集中研究作者對技巧型的人稱代詞的選擇，或集中探討作者對屬於語篇功能的主位結構的選擇。但是近些年來，越來越多的功能文體學家注意在幾個層面同時展開分析，注意它們如何相互作用來構成文本文體的總體特徵，以表達和加強主題意義和塑造人物（參見Birch and O’Toole,1988）。
系統功能文體學還要一個顯著特點，即強調語言、語篇和社會語境的關係。系統功能文體學認為語言是社會符號，語篇受制於情景語境。由於系統功能文體學強調情景語境的作用，80年代以來，它在注重社會語境的學術氛圍中得到長足的成長和發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功能文體學家將注意力轉向文本語言和權力的關係、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合相互作用，這自然有助於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的發展。不少文體研究從語法模式來説，應劃歸系統功能文體學；但從其研究目的來説，應屬於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同一，有的文體研究從分析對象來説屬於話語文體學，但採用的分析工具是系統功能語法。也就是説，系統功能語法對文體學的影響已超出系統功能文體學的範疇，成為一種被廣泛應用的文體分析工具。 就文體學的發展歷程來説，80年代以話語文體學的興起為標誌。話語文體學指採用話語分析模式以及語用學和話語分析來進行分層的文體派別。它自80年代初以來發展較快。在分析對象上，話語文體學有兩點不同於其他文體學派。一是注重分析會話，注重交際雙方的交際過程。誠然，近年來的話語文體學注意研究文學文本（而不是生活中的實際對話），但即便如此，話語文體學的分析重點仍是戲劇、小説、詩歌中的人物會話、獨白或金理論意義上的種種對話關係。另一特點是，話語文體學的分析對象為句子以上的單位，如對話的話輪之間的關係和規律，句子之間的銜接，或話語的組成成分之間的語義結構關係等。
話語文體學分析文學會話模式主要來自於以下幾種分析日常會話的模式（參見Toolan,1990:273-274）：
1.人類學方法的會話分析。它關注社會結構中會話雙方相互作用，尤為注重發起談話、結束談話、輪流發話、修正、接收、設計、理解顯示等為完成交際任務而產生的言語方式。在《小説文體學》一書中，圖倫運用會話分析的一些 概念對福克納的小説《去吧，摩西》中的人物對話進行了分析。他在分析中還借鑑了其他話語分析模式，尤其是Grice 的會話合作原則為基礎模式。這是不少話語文體學家的共同之處，他們一般根據需要，綜合採用不同的分析模式。
2.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的Sinclair and Coulthard 為代表的伯明翰話語分析法。它借鑑了韓禮德階與範疇的語法等級模式（句子――小句――詞組――詞――詞素），建立起具有五個層次的模式（課－課段――會合――話步――行為）。該模式應用於分析老師與學生之間、大夫與病人之間或者律師與證人之間規律性較強的對話。伯明翰大學的伯頓為分析戲劇（以及日常對話），將該模式最高層次的“課”改為“應對”，並作了其他調整。在分析戲劇時，她尤為注重“話步”這一層次，從“開題話步”、“支持性話步”和“挑戰性話步”的對照中，看人物之間的地位和權力關係。
3.戈夫曼提出的“臉面”和布朗與萊文森的“禮貌”概念為基礎的分析模式（Goffman,1981; Brown and Levison, 1987）。這一模式將言語行為與社會學和社會心理系起來，認為人們在對話時，注意採用一些策略來維持自身、他人或受話人的形象。話語文體學家通過揭示在對話中採用的不同禮貌策略，可説明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Simpson, 1989: 170-183）。
4. 以格賴斯的會話原則為基礎的模式。格賴斯認為人們在會話時一般遵循四項合作原則，即數量原則、質量準則、關聯原則和方式準則。會話雙方運用這些準則來產生或者推導出各種會話含意（Grice, 1975）。這是話語文體學家在分析戲劇、小説中的會話時較為常用的一種模式，他們尤為注重分析人物話語中藴涵的諸種會話含意。普拉特等人還借鑑這一模式來分析敍述者與受敍者之間的相互作用（Pratt,1977）。
除了借用分析日常會話的模式，在分析小説會話時， 話語文體學家還發展了自己的模式。Fowler採用了金的對話理論來分析狄更斯小説《艱難時世》的復調性質。Weber也對狄更斯《艱難時世》中的語言風格進行了分析，但他更為注重反映説話者態度和判斷地情態系統的作用，通過分析主要人物的語言情態特徵，揭示人物的不同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不少話語文體學家還注意分析文學篇章的語義結構。
總的來説，與功能文體學家相似，話語文體學家較為注重語言學描寫的精確性和系統性，注意展示或者檢驗所採用的語言學模式的可行性（這個意義上説，可劃歸為“語言學文體學”）。話語文體學也緊跟時代潮流，越來越強調文本與社會、歷史語境的聯繫，主張超越對文本美學價值的探討，而將注意力轉到文體特徵與階級、權利、觀念形態的關係上。這無疑促進了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的發展。 90年代，功能文體學和話語文體學仍然保持了較為強勁的發展勢頭。持形式主義立場的文學文體學則受到文化批評的強烈衝擊，雖然在語言文學教學中，它仍然起着積極的作用（Thornborrow, 1998）。
就文體學的發展歷程來説，90年代的突出標誌是歷史/文化文體學的蓬勃發展。80年代初以來，受重視意識形態和權利關係的法蘭克福學派和馬克思結構主義，尤其是福柯思潮的影響越來越多的文體學家不再把語言看成一種中性的載體，而是視為意識形態的物質載體；不再把文本看成反映意識形態的一面單純的鏡子，而是把語言和文本視為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的產物。又反過來作用於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辨證的生產關係，語言與社會語境互為制約，互為實現，互為建構，加重了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現象。從這個角度來看，文體學的任務就是揭示和批判語言中藴涵的意識形態和權力關係。
英國文體學家Burton是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的開創人之一。她在1982年發表了一篇當時被認為是頗為激進的文章，文中提出西方人生活在一個階級壓迫、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的社會裏。後浪漫主義經典文學中有很大一部分掩蓋矛盾和壓迫，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服務，而文學批評，尤其是文體學，則通過對這些文體的分析和欣賞成了為統治意識服務的幫兇。伯頓呼籲文體學家審視自己的研究，弄清楚它究竟是為壓迫性質的統治階級意識服務還是對這種統治意識進行挑戰的。她認為文體分析是瞭解通過語言建構出來的各種“現實”的強有力的方法，是改造社會的工具。她的文體分析顯然不同於傳統的文體分析，因為其重點在於探究文本如何建構它自己的虛構現實。
伯頓的立場作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中具有相當地代表性。有的學者人為這一學派有兩個分支。一個為福勒為首的批評語言學，另一個為MacCabe 倡導的歷史語文學。批評語言學興起於70年代末英國的東英吉利大學。1979年福勒與他在該大學同事Kress & Hodge 出版了兩本宣言性的著作：《語言與控制》和《語言作為意識形態》。書中首先提出了批評語言學這一名稱並闡明瞭這一派別的基本立場和方法。批評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密切關聯，他們將語言視為社會語篇。他們注重分析各種文本尤其是新聞媒體的語言結構中藴涵的階級觀念、權力關係和性別歧視等各種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使語言表達帶上了各種烙印和偏見。他們採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採用韓禮德的功能語法。批評語言學作90年代發展迅速，在英國、荷蘭和澳大利亞、德國、西班牙、奧地利等國均有市場。
麥考伯倡導的歷史語文學則影響不大。他們強調語言研究中社會歷史語境的重要性，注重某些關鍵性詞語在歷史發展演變中產生的語義變化，並着眼於單個詞對文本闡釋所起得作用。這種注重單個詞語的歷史語文學與注重分析模式和語言模型的當代文體學有一定的距離，而與英國的新批評的關係較為密切。在分析立場上則主要受到英國的文化研究，以及歐洲的語言文化以及思潮的尤其實福柯的影響。他的研究基地在蘇格蘭的斯特拉思克萊德大學。其影響有限，而且嚴格意義上説，他不屬於文體學。
總的來説，西方文體學走過了一個世紀的發展歷程，期間經歷了不少挑戰，最為著名的有Fish, 1973 Smith 的狂轟濫炸和強烈抨擊。儘管對文體學的挑戰常常有偏誤和過激之處，但能促進文體學家進行反思，認清文體學的侷限併力爭有所改進。文學發展勢頭有兩個特點： 一是以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為代表的緊跟時代潮流的傾向；而是多頭並進。不同的阿文體學家競相發展，不斷有新的文體學派形成。如語用文體學和文學語用學。
西方文體學的大本營是英國的國際詩學與語言學協會，創辦了《語言與文學》雜誌。
自然語言處理中的語義到底是個什麼概念？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裏的Semantics是繼承自語言學的概念。比如你説，樹。這只是一個符號而已。假如你知道了這個符號指的是那種高的長葉子的長在土裏的那個東西（我這個描述弱爆了。。。），那麼這些你想到的東西就可以算作‘樹’這個符號的‘語義’。而如果你在説話/寫文章/etc. 裏用到了‘樹’，很可能你指的是一顆特定的樹，相當於一個實體（類似OO裏的一個Object/Instance），而這一個特殊的實體很可能有一些更獨特的屬性。你有了一段Natural Language，你見到了一個詞，Computational Semantics的目的是瞭解這個詞兒的屬性，以及這個實體和其他實體（可能存在）的關係，etc. 瞭解了這些，差不多可以説處理了它的語義。舉個例子，‘前面有一棵樹’，Syntax層面上，你可以分析出‘一棵樹’在這個句子裏是一個NP，以及可以分成‘一顆’和‘樹’，但是，它們仍舊是一些符號；到了Semantic層面，假如知道了‘樹’是什麼意思，那麼從這句話裏，計算機（是計算機，不是你）可以推斷出樹的‘位置’是前面，前面是土地（可以種樹）等等，你知道關於這個實體的屬性/關係越多，你能做的，能推斷的東西就越多，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可能’‘可以’説計算機理解了自然語言的語義。在Semantic層面之上，還可以討論Pragmatics，説的是一個詞一段話在具體語境下的語義。放到NLP的語境下來看，語義可以有很多種表現形式，比如Formal Semantic，講求的是語義的精確（得髮指的:(）的表述，基於邏輯的數學模型（比如謂詞邏輯，在此數學模型 != 統計模型），例如DRS，例如Ontology，基於Description Logic；比如Distributional Semantic，説的是一個詞的語義可以由其共同出現的其他詞來代表，著名的一個Implementation: Language Model, 就是傳説中的n-gram及其數學組合方式（以及相關的smooth方法不細説），是統計模型，更好實現更容易開發更普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