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張栻的影響下,湖湘弟子把重視“經濟之學”作為“踐履”的重要標準。他在嶽麓書院培養了一大批弟子,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堅力量。李肖聃《湘學略》説:“南軒進學於嶽麓,傳道於二江(靜江和江陵),湘蜀門徒之盛,一時無兩”。《宋元學案》中介紹南軒門人及再傳弟子,成器者達數十人。其中有“開禧北伐”功臣吳獵、趙方,官至吏部侍郎的“忠鯁之臣”彭龜年,組織抗金、“鋭志當世”的遊九言、遊九功兄弟,善於理財,整頓“交子”(紙幣)卓有成效的陳琦,“光於世學”的理學家張忠恕等。他們都是張主教嶽麓時的學生,被稱之為“嶽麓鉅子”,他們真正踐履了張拭的“傳道濟民”的理想,其學術和政治活動使湖湖學派更加流光溢彩。
黃宗羲曾評價張栻的思想是“見識高,踐履又實。”正是這種思想,對後世學風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明清到近代,長沙及整個湖南地區在湖湘學派教育背景下,產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這是一個令人驚歎而又深思的歷史現象。
張栻理學上承二程,推崇周敦頤《太極圖説》,以“太極”為萬物本原,主張格物致知,知行互發。在知行關係上他認為“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蓋致知以達其行,而行精其知”(《論語解·序》)。曾創建善化(今長沙)城南書院,主持嶽麓書院,並先後在寧鄉道山、衡山南軒、湘潭碧泉等書院聚徒講學,聲名極一時之盛。其弟子胡大時、彭龜年、吳獵、遊九功、遊九言,皆為湖湘學派之鉅子。政治上誓不與秦檜為伍,力主抗金,學術上雖承二程,但有別於程朱而又異於陸學。
朱熹稱其“學之所就,足以名於一世”,並述他受其深刻影響説:“餘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即張栻)得衡山胡氏學,則往而從問焉。欽夫告予以聞,餘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宋元學案》作者黃宗羲稱理學中“湖湘學最盛”。教育方面寫有大量學記,提出辦學的主張,説“豈特使子羣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豈特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 道而濟斯民也”。評價張栻的思想:“見識高,踐履又實。”(《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反對學校成為科舉的附庸,主張以儒家的政治倫理去教育和培養修齊治平的人才。在教育方法上亦提出“為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方。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為弟子之禮,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侖之間,優遊於絃歌誦讀之際”。認為學習必須循序漸進,“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真,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反對學習上的好高騖遠,在學與思的問題上,主張“學思並進”,在其主教嶽麓書院期間,以此躬行實踐,影響甚著。陳亮則曰:“乾道間東萊呂伯恭(呂祖謙),新安朱元晦(朱熹)及荊州(張栻)鼎立,為一代學者宗師。”(《陳亮集》卷21)。全祖望則雲:“宣公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遊者,如彭忠肅公之節概,二遊、文清、莊簡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輩,嶽麓之鉅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學弱於朱子乎!”(《湘學略·嶽麓學略第五》)。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宋史·道學第三》)。